“去中国化”，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专栏《凤眼看欧亚》
曹骞武 / 特邀专栏作家
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之际，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是多国政商界不再隐讳的话题。德国首相默克尔重提“经济主权”。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Larry Kudlow）说，“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买单”。关心中国经济现状与未来的人们，都要冷静思考“中国如何应对大规模国际产能转移”。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分析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格局中的地位，从中找出破局之道。
在吸引国际投资和承接制造业跨国转移方面，过去的四十年间，中国从净流入国发展成为今天有竞争力的双向投资国。中国制造业，参考和对照欧美行业标准，逐步形成自身内生能力。在很多领域，经过引进、仿制和改进，中国制造业者缩小了与国际同行的差距，从“望其项背”到“同台竞技”，直至“弯道超车”。但是，中国制造业远未强大到完全把西方同业抛在身后。2019年，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坦承，“中国在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材料上的自给率只有1/3，预计到2020年达到40%，2025年达到70%”。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下降6.8%。在经济明显衰退的背景下，2020年自给率达到40%的目标是否还能如期实现？4月14日，法国雷诺宣布退出与东风汽车集团的合资企业，将所持东风雷诺汽车的股份转让给东风汽车集团，停止雷诺品牌相关业务活动。尚未“登堂入室”的中国制造业升级，却要面临先进制造业者已开始撤离的“尴尬”。
工信部部长苗圩定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格局中处于第三梯队：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欧盟、日本代表的高端制造领域；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
先进技术是高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全球化没有改变西方世界主导科学技术创新及控制跨国流动的格局。美欧日仍然是飞机制造、医疗器械、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电子行业等设计与制造的重镇。2008-2016年，中国国有企业针对欧洲高端制造业的一系列国际并购几乎畅通无阻。2016年，中国在欧投资流量总额达到350亿欧元，与2015年相比增长了77%，与2009年相比增长超过了17.5倍。美的以40亿美元收购德国工业机器人厂商库卡；德国黑森州制药公司Biotest被中国的竞争对手天成制药并购；德国汽车零配件供应商格拉默（Grammer）也易主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就在同年，因担忧跨国并购造成本土技术流失，德国政府设置投资壁垒。2016年10月，经济部撤回对中国福建宏芯基金（Fujian Grand Chip Investment）收购爱思强（Aixtron）的无异议决定，并重新审核该并购案。此后，欧洲国家对并购日趋严格的控制，增加了中国公司操作难度。2018年，中国在28个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了40%，下降到173亿欧元，为2014年以来的最低。
2019年2月14日，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建立外国对欧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to Review FDIs into the EU，简称“欧盟新框架条例”） 构建“以成员国安全审查为主、以欧盟委员会安全审查为辅”的双轨制审查框架。该条例已于2019年4月10日生效并将于2020年10月11日起实施。在欧盟新框架条例下，在诸如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纳米科技等核心和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制造领域，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国有性质的投资者和资金都处于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审查范围之内。评估新框架条例对中国在欧直接投资的影响，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和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认为，“中国在欧洲82%的并购交易至少涉及一项新欧盟审查框架的标准”。他们发现，2019年中国公司对28个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下降33％，减少到120亿欧元。自2016年中国投资商对欧投资达到高峰以来，这是中国投资额的连续第三年下降。
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就业，中国是双料第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国内制造业就业拐点相继出现，就业规模年均下降逾200万。“2013－2017年，我国新增工业机器人替换了293万名工人，解释了34%的制造业就业下降。”工业机器人应用范围增加，标志着中国制造业自动化水平的提升。但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与扩大自动化生产有内在矛盾。当前，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无就业，何以谈其余？如果中低端制造业进一步从中国流向劳动力、土地和资源更加低廉的欠发达国家，迫于就业压力，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面临制造业产业升级与避免扩大失业人口的两难。
在目前和可预期的未来，中国制造业处于“高端设计与制造能力不足且向上空间遇封堵”与“中低端能力逐步向海外流失”的双重压力之下。处于发展瓶颈中的中国制造业破局之路何在？有人以“两弹一星”证明中国在今后封闭状态下独立自主完成制造业升级的可能性。23位“两弹一星”元勋，没有经历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只有周光召、于敏、陈芳允、钱骥和孙家栋（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五人。
全球化时代，制造业生产布局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冲破贸易壁垒和充分利用所在国比较优势为基础。减免税费，是吸引外资较为低端的手段，而且可持续性较差。近十年来的国际投资领域，国家安全已经成为欧美阻碍新兴国家接触其高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主要手段。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是支撑国际经贸领域国家安全泛化的理论基础。其认为，技术创新与能力直接关系国家安全、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裹挟下，竞争性技术的民族主义色彩产业保护政策在欧美逐步成为主流，如前文所述，以开放著称世界的先进制造业重镇——欧盟，设置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
无论欧美还是中国，民粹主义确实对政治决策层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影响。各方不同程度设置规则壁垒，为停滞不前的全球化投下新的阴影。令人欣慰的是，规则仍然在国际经贸领域中发挥着调解冲突与促进合作的功能。中美按下了贸易战“暂停键”，中欧投资协议谈判也即将收官。谈判与磋商的基础是实力。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与能力决定了任何国际规则的制订与修订都不能缺少中国的参与和支持。双边或多边谈判，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订，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能力向高端升级营造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比如，在欧盟外资安全审查机制中强调投资者的产权性质，即国有企业或者主权财富基金。这是援引OECD的竞争中立规则。但是，产权中立却是WTO的根本原则。笔者不确定，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博弈中，中方是否充分利用“产权中立”以及WTO法和欧盟法框架下“非歧视待遇”和“监管透明”等原则与法规。虽然中欧都有强烈意愿维护WTO，但是合作中的竞争也是无法回避的一面。
合理利用现有国际规则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兼顾贸易伙伴的利益，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负面观感，这需要中国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在立场内在一致的基础上发挥各自作用。面对处于可能失范的“规则为准的国际秩序”（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中国学术界对其中的核心概念阐述以及内在机理分析近似“失语”状态，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地位严重不相符。因此，在诸如“主权”、“域外管辖”或“WTO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这些核心概念与规则上多一些“冷板凳”功夫，学界应该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视角，更重要的是，为国际社会贡献实际的（substantial）“中国智慧”。
目前，没有人能准确预判COVID-19疫情在2020年内结束。全球经济继续停摆，人类一样承受不起。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几无悬念可言。制造业的中低端部分移出中国大陆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事，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面对中国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迁移他国是必然选择。
目前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以及聚集形成的产业配套能力、基础设施以及金融等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服务能力，是中国制造业的全球比较优势。无论是维持还是发展这一比较优势，都不能脱离其成长环境与背景——市场经济。无法治，不市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以法治保障社会经济的市场动力与活力，是从根本上改善制造业的营商环境。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企业与产品相互抄袭与仿冒，投入创新的成本无异于为他人做嫁衣。
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但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战和COVID-19疫情的三重夹击下，民营企业正好处在内外冲击波的最前沿。在欧洲，中小制造业企业享受政府的扶助性产业保护政策，因此，专注于产品质量的“工匠精神”才无后顾之忧。无论是工业互联网，还是转型“智造”，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产品质量与科技含量。政府和产业协会要持续性地在法律、制度、职业教育等领域出台保障和扶持政策，让中国民营中小制造企业聚精会神钻研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单位产值。相信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中国一样也可以造就一批类似专攻螺母四十年余年的Hard Lock公司。
COVID-19疫情是世界经济的“黑天鹅”。面对危机，自强不息与和衷共济，并行不悖。面对欧美的产业链调整，无论是政府、产业界，还是媒体舆论，都没有必要做情绪性的民族主义解读，以“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从容，抓住国际社会变局契机，积极运用国际规则，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调整中赢得更多空间与机遇。同时，在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就市场准入等谈判与磋商中，运用“东方智慧”，建立普适性的规则，使其成为修订与重塑国际秩序的模版。深化国内市场经济法治，让国内制造业的中小企业集中精力走精专路线，以高附加值产品在国际同业中争得一席之地。